脑机接口：当大脑可以被“读写”，神经权利与治理边界浮现

从生物接口到数字直连

脑机接口打通了人脑与机器之间的信息通路，完成神经皮层同数字空间的直连。我们与外界互动原本依赖眼睛、耳朵、肌肉等天然“生物接口”。当疾病切断大脑与肢体的信号通路，脑机接口可绕过受损通路，以人工方式重新接通人与世界的双向交互。连接既成，信息便有了读出与写入两种流向，这也使它从替代工具升格为触及人之主体性变革的根源。

技术路径与“读脑”“写脑”

技术层面，按信号采集方式，脑机接口可分为非植入式与植入式两类。

• 非植入式将电极置于头皮表面，通过脑电图等采集信号，优势是无创、安全、成本可控，但信号穿过颅骨与软组织后大幅衰减，主要用于注意力监测、简单外设控制等场景。
• 植入式将电极或芯片置于颅内，以获取更高质量、更高带宽的神经信号。完全侵入式如美国Neuralink的N1芯片，通过柔性电极阵列实现单神经元级别采集；半侵入式将电极置于硬脑膜外或下、不深入皮层，我国自主研发的北脑一号帮助渐冻症患者重建交流能力，便是典型代表。二者存在开颅或颅骨钻孔的手术风险，以及长期植入后的生物相容性与可逆性难题。
• 介入式借助血管介入技术，将采集装置沿静脉递送至目标脑区，信号质量优于非植入式，又避免对脑组织的直接损伤，在精度与安全间取得更好平衡。

应用层面，脑机接口有“读脑”和“写脑”两个方向。“读脑”旨在将大脑意图解码为外部指令，如失语患者通过解码思维输出语言，截瘫人士借助脑控外骨骼恢复部分行动能力。“写脑”则试图将外部信息编码后输入大脑，以调控神经活动。人工耳蜗、视网膜植入物、深部脑刺激等已部分实现正向干预，更前沿的探索着眼于闭环调控，如在癫痫发作前抑制异常放电，或通过靶向刺激缓解难治性抑郁。

神经权利与治理边界

“读脑”触及精神隐私的最后防线。脑机接口采集的神经信号指向尚未外化的内在活动，具有两个根本特性：不可更改性，个体神经活动模式是稳定生物特征，一旦被获取便无法收回；深度预测性，在意识做出决定前，大脑已在进行无意识预备活动，神经信号可能先于主体意志暴露倾向。

“写脑”则挑战心理自主与人格同一性。当技术能持续调节情绪、决策乃至人格特质，外界将难以判定用户行为是受自身意志支配，还是被设备操纵，人的自主判断能力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被削弱。长期神经调控后，个体的情绪模式、行为倾向乃至性格特征可能显著改变，被干预后的人与干预前的人，还是同一个人吗？

这些追问指向共同核心命题——神经权利，即人的思想、情感与记忆等内在精神活动应获得根本性法律保障，免受不当读取与干预。责任划分、技术可及性等问题也需进一步讨论。

• 在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框架下，确立神经数据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特殊地位，明确未经允许不得采集、不得商业化的红线。智利已在宪法层面明确保护神经权利。
• 建立人机混合决策下的动态归责体系，区分不同责任形态，让技术开发者责任与使用者自主权各归其位。
• 划定治疗与增强的法律界限。2024年我国发布《脑机接口研究伦理指引》，为“增强型”创新设置安全边界；明确禁止健康人群使用植入式脑机接口进行非治疗性增强，并加大普惠化应用公共投入。
• 将伦理治理嵌入研发与应用全周期，以伴随技术演进的动态知情同意机制，替代静态伦理审查，并针对意识障碍患者等特殊群体建构差异化保护。

从科幻场景落地现实应用，脑机接口的研发初衷并非打造“超人”，而是帮助残障病患重建行动与交流能力。其产业全球综合竞争力，既依托核心技术的持续突破，也离不开伦理法治边界的有效管控。唯有严守伦理与法律红线，才能长久保留科技本该具备的人文温度。

（作者：谢远扬，系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