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兵兵：人工智能普惠发展下的分配挑战与中国方案

背景：人工智能重塑分配格局

人工智能正在迅速改变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对宏观经济、产业结构、收入分配、人口就业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在数字鸿沟不断拉大的背景下，实现人工智能普惠发展，需要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重要动力源。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宏观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董兵兵指出，技术加速演进的同时，传统的收入分配框架正面临系统性挑战。

关键细节：三重分配机制遭遇冲击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收入分配通常被划分为三个层次：初次分配由市场机制主导，再分配由政府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实现，第三次分配则依赖社会慈善与公益力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让这一框架的每个环节都出现裂痕。

• 初次分配失衡加剧：人工智能一方面自动化处理大量常规任务，另一方面为具备互补技能的劳动者创造高价值岗位，但中间存在巨大的转型鸿沟，普通劳动者难以跨越。
• 再分配工具局限凸显：数字经济的无形化和全球化使税基严重侵蚀，传统财税工具效力下降；同时，零工经济和平台就业冲击了建立在稳定雇佣关系之上的社会保障体系。
• 第三次分配难以形成制度性力量：它高度依赖高收入群体的自愿行为，无法追赶资本积累的速度，也难以成为稳定的再平衡机制。

面对这些挑战，董兵兵提出需要从观念变革、工作制度重构和分配机制创新三个方向重新思考。

• 重新审视“劳动”与“价值”的关系。当人工智能系统能够完成越来越多的生产性任务时，将人的价值等同于其劳动市场表现的观念已经发生变化。社会需要建立新共识：社会财富的分配还应基于公民权利或社会价值，而非仅仅基于市场贡献。
• 摆脱工作时间的桎梏。工作时间的缩短是技术进步的伴随物，人工智能时代为工时缩短提供了新的技术基础和现实紧迫性。缩短工时可以将生产率提升转化为更多闲暇时间，同时维持充分就业。
• 建立技术进步收益与社会保障体系之间的制度性联结。数据应被视为一种劳动产品，数据的生产者（即普通用户）应当获得相应报酬。当人工智能提高特定行业或企业的生产率时，由此产生的超额利润应通过制度化渠道部分转化为社会保障基金。

意义：中国的制度优势与普惠方案

在全球范围内，人工智能时代的分配是所有国家都需要面对的挑战，但各国应对能力存在显著差异。中国高度数字化的社会基础设施，为应对分配问题提供了重要基础；各级政府部门在经济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更强的连贯性和执行力，则为减轻分配问题提供了重要保障。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数据显示，中国已经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去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成为全球智能化转型的重要引擎。各类智能终端走进千家万户，切实惠及民生。

中国的产业政策能够在推动技术进步的同时，将分配目标内嵌于产业发展战略之中。例如，在人工智能应用于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时，政府部门积极引导技术成果优先服务于欠发达地区和弱势群体，而非完全由市场需求决定技术扩散的方向。同时，中国在数字支付、社会信用体系和公共服务数字化方面的领先地位，为实施新型分配政策提供了技术基础设施。

人工智能时代的核心政策挑战不是技术本身，而是“谁来决定技术为谁服务”。中国的优势在于制度设计能够更直接地将技术进步收益服务于全体社会成员。在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背景下，中国有望为世界贡献更多关于红利分配的方案。